世纪之交,把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定位为“面向21世纪”,绝不只是一个时髦的口号,而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能否成功地出版一批“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教材的撰写者能否真正把新教材定位为“面向21世纪”。在我看来,撰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应当在教材理念上解决好下面的重要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怪现象:每门课程几乎都同时存在着没有实质差异的难以胜数的教材,教材质量愈加低下。
人类文明主要是以“教育”为中介而实现其社会遗传,“教材”是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淀、结晶和升华而实现为“教育”的“文本”。每一代人都是首先通过各门课程的“教材”而了解和掌握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离不开教材。因此,“教材”建设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和巨大价值。
一部积淀人类文明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教材,起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向上的兼容性,它是人类文明的积淀、结晶和升华,充分体现人类在该学科领域已达到的认识成果;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即以教材的方式容涵人类在当代对该学科提出的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三是逻辑的展开性,即以概念发展的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实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系统化的分析与认证。
这里我还要提出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对“教育”的理解,二是对“专著”的评价。教育,不是以“教材”的方式向受教育者灌输“绝对真理”,而是通过“教材”启发受教育者思考本门课程的各种问题,进而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变革“教育”理念,才能实行“教材”改革。如果把“教育”定位为灌输“绝对真理”,那就会把“教材”定位为“标准答案”,还哪里会有“专著性”的教材呢?又怎么能创出“面向21世纪”的教材呢?改变“教育”理念,就会改变“教材”理念。教育要培养创造性人才,教材就不能是教条化的“标准答案”,而必须是具有创造性的“专著”。应当看到,一种能够作为“教材”的专著,总是在相关的多种专著的激烈竞争中形成的。正是这种竞争,合理地充当了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从而有可能筛选出真正是“面向21世纪”的教材。